“打工文学”更名为“劳动者文学”？

　　“打工文学”更名为“劳动者文学”？

　　□周思明

　　生活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一些人对自己的大号不甚满意，会自作主张，将原先的名字改掉，重起一个或光鲜亮丽、或威武雄壮的名字，以期换来一个好运气、好彩头。人会如是，事物亦然。这不，不知何时，打工文学这个为我们所熟悉的命名，不知被何人莫名其妙地代之以冠冕堂皇的“劳动者文学”；而且，有学者还有意将其内涵扩大至城市白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在为打工文学更名者乃至部分打工文学作者本人看来，打工文学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不雅观的名字。其实，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打工文学比“劳动者文学”更有本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打工文学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城市中的独特文化景观：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残酷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早期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打工文学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齐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学亦已然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画廊里，已经有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也已经有了专为打工文学设立的展示专柜，成为我们这个变迁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而且，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特殊，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文学，经过40年的发展，的的确确已积聚了一定的人气。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痛苦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现实的博弈与对撞中，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与文学灵感。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

　　应该承认，相较于其他题材的文学板块，打工文学在文化积淀上先天不足，气场也比前者孱弱。加之纯文学作家群体发声分贝和媒体宣传力度相对强大，打工文学作家群很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在打工文学队伍中也不乏急于甩掉“打工文学作家”帽子的写作者。但中外文学发展史证明，小发展为大，弱者变成强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气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也。打工文学作家群体有一个共性，即他们有着“不得不说”的共同情感、苦难的底层生活遭遇，沉痛的务工生活体验，这些元素一经与新的思想相遇，就将催生新的文学创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融合其他创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和现实性上，有了比较突出的特色。

　　无论承认与否，打工文学乃是一种野生的、野性的、江湖的、体制外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物种，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新生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乡、上中层与底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这三对矛盾的二元冲突。打工文学集中地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权、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情绪基调是农村人、小地方人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心里的紧张感、异化感和断裂感。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独特且重要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矛盾色彩。即使在“文化媚雅”潮流的冲击下，严肃的打工文学仍然会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打工文学整体上仍属于一种平民化、粗粝化的文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从发展的角度讲，打工文学与其他题材的纯文学相比较，还要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范畴内做更加艰苦的努力和提升。

　　目前，就全国而言，打工文学写作者已然以数万计。他们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工厂流水线上脱颖而出，成为有了名气的打工作家。务工的苦涩经历逼迫着他们成长，在收获文学创作果实的同时，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写。这也正是打工文学能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长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理由。与“打工”同步的“文学”，正在悄悄改写打工文学作者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浮出水面：那些锅盖上的小米一一熬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家，告别了忙碌辛苦的流水线生活，告别了务工的苦闷压力及由此而生的写作冲动，其文学写作的“后劲”也就荡然无存——这才是打工文学的危机所在。